拜登团队错误的“群体思维”致中美关系停滞不前
张志新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
6月6日，美国《纽约时报》中文网刊文称，拜登外交政策“小集团”的最大弱点是“群体思维”；虽然拜登和他的外交政策幕僚之间的熟悉能增强凝聚力，但一片和谐的黑暗面就是“群体思维”。从拜登上台以来中美关系的发展来看，正是白宫错误的“群体思维”导致美国对华政策陷入困境，中美关系难以实现转圜。
文章称，与奥巴马时期组建“对手团队”不同，拜登的外交与国家安全团队成员间非常熟悉，他们的公开分歧“非常罕见”。奥巴马时期，内阁成员往往彼此是陌生人。奥巴马的首任国家安全顾问詹姆斯·琼斯甚至与他的竞选对手、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约翰·麦凯恩的关系更为密切。但是，在拜登团队中，“彼此的信任使他们能够以非常规的方式合作”。如拜登还是参议员时，国务卿布林肯曾长期担任他的外交政策幕僚，而国安顾问沙利文则在拜登任副总统时就曾出任他的国安顾问。
显然，2020年拜登胜选后迅速组建了由“老熟人”出任要职的执政团队，目的之一是迅速扭转前总统特朗普留下的施政混乱局面；之二是最大程度减少团队磨合的时间，快速应对美国当时面临的经济、公共卫生与外交挑战。
然而，拜登由熟人组建的外交政策“小集团”的消极面也很快凸显出来，主要表现为“群体思维”的蔓延。如同奥巴马时期的副国安顾问本·罗兹所言，这个“小集团”的成员都是从美国外交政策建制派中逐步晋升上来的，是华盛顿两党外交政策精英，比如他们都认同维持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对确保美国的安全和国际和平“至关重要”。但是，当拜登政府的决策出现争议时，这个“小集团”更倾向于维护而不是质疑总统的决定，如美国从阿富汗撤军“以对抗中国”是否符合现实，以及这样的决策是否明智。
在对华政策上，拜登政府“群体思维”的消极面更为突出，一方面表现为他们从根本上将中国视为美国全球霸权的威胁，因而以零和博弈来定义对华关系，另一方面则是白宫的鹰派政策导致敌对与危机升级的恶性循环，让中美合作变得更为困难。
《纽约时报》的这篇文章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拜登政府难以转圜对华关系的原因：一是美国战略界的中国观，或者说他们对中国的“群体思维”通过过去七八年的战略大辩论已基本定型，对华接触战略被从根本上否定，中美关系中竞争与对抗的一面被格外凸显出来；二是美国国内极化的政治环境导致对华强硬、遏制中国的声音成为“政治正确”，反之则会遭到各方的抨击，这严重恶化了中美关系正常发展的舆论与社会环境。
然而，文章未阐明的是，当前美国政府发展对华关系进退维谷的原因为白宫在对华政策上的投机心理。在中美经贸关系上，其实早在今年2月，白宫就已认定中国政府在贸易协议上作出进一步让步的可能性不大，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却不愿放弃对华关税筹码，坚称将“持续努力影响中国的周边环境”“降低北京做法的影响”。美国财长耶伦和商务部长雷蒙多则支持对部分中国商品降低关税的措施，以降低美国国内消费者成本和40年来最高的通胀压力。
拜登政府拒绝解除对华商品关税的另一考量则因今年是美国中期选举年，由于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不力、通胀压力与处理国内控枪问题不当，民主党的选情普遍被外界看衰。在此背景下，拜登政府无论如何也不愿在对华关税问题上表现出妥协姿态，以免被共和党痛击，背地里却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因为挥舞关税大棒并不能解决美国巨额贸易逆差问题，反而增加国民生活成本，但是为保持颜面，白宫却迟迟不能作出取消关税的决定，其做法被外界视为笑柄。
此外，在对华政策上，美国政府各部门的表现也心口不一。理论上，美国总统是外交政策最主要的决策者，然而，拜登总统在对华政策上“四不一无意”（不寻求“新冷战”、不寻求改变中国的政体、不寻求强化同盟关系反对中国、不支持“台独”，无意同中国发生冲突对抗）的庄重承诺，行政部门并未切实执行，这或许表明总统的话无足轻重，或是白宫的承诺一文不值。前一段时间，美国国务院网站在涉台问题上增删文字的小动作，一定程度上显示出美国政府的决策失误与混乱。同时，美国加紧在印太地区构建围堵中国的“小多边机制”，事实上也与拜登“不寻求强化同盟关系反对中国”的承诺相违背。
总之，拜登政府在对华政策上错误的“群体思维”和投机心理是当前中美关系停滞不前的主要原因。正如《纽约时报》文章所言，拜登政府的敌对政策使得中美两国在应对气候变化和新冠肺炎疫情等问题上的合作越来越困难。当务之急，美国需要切实改变敌视中国的“群体思维”，真正从符合中美两国人民根本利益的角度出发制定对华政策，让中美携手解决全球性挑战，而不是陷入虚无的意识形态争斗与地缘对抗，使中美两国走上万劫不复的冲突道路。